“长期主义的投资链一旦形成，我们没有理由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

  当下，科技成果转化正在被频频提及，但如何才能正确跨过从技术到产品，以及从产品到商品的两个“死亡陷阱”？关于这两者，中国科学院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绿色印刷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林其实有着深入的思考：科学研究更多是科研院所起主导作用，技术研发阶段也是其更多主导，只是到了转化阶段就必须有企业，乃至资本力量的介入，才能帮助原型技术顺利转变为可以实际应用的技术。

  毕竟，从用户角度出发，希望拿到的是100%合格的产品，并不会因为新技术而格外宽容，要真正可以稳定地批量生产，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并具有性价比的优势，才能成为真正的商品，被消费者所接受。

 

同样的技术在不同人的眼里看到的效果会不同，愿意投入的资源也不一样，需要科学家多想想企业开拓市场的不易，企业家多想想科学家为何会对技术如此偏执，互相理解紧密团结，才能把分歧化解掉。

 

尤其是，如果从天使到后期投资形成链条，一环扣一环，加上科学家不断努力，很多投资人拉起手来，才能真正跨过量产产品的鸿沟。

 

宋延林也表示，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印刷电子产业，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其这是一个新的且有可能带来变革性产业生产方式的技术，增量的机会明显，有着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科研院所和资本在转化中至关重要

 

 

投中网：在你看来，科技创新乃至科技成果转化中，各方力量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比如科研院所，以及资本，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宋延林：科技创新和科技转化的概念相对笼统，其实科学和技术之间区别很大，科学研究主要是认知自然、发现新问题并给予解释，拓宽人类的知识边界；技术创新则是解决日常生活和生产的相关问题，更多体现在发明的涌现上。所以所谓的科技成果转化，更多指的是后者。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过程中，人和资源这两个因素至关重要。前者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中，很多未知的探索都起源于科学家的个人兴趣，人的因素居功至伟。

 

后者更多体现在技术转化的过程中，资本的因素非常重要，实验室虽然可以产出样品，但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过程相对漫长。如果没有大量尝试，以及对工艺的反复优化，就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产品和商品，技术发明人只有将社会资源有效整合，和创始团队一起用心打磨，才能真正做出一款畅销商品。

 

投中网：这样的关键因素是否可以量化？科研院所的作用占50%，资本的作用占50%？

 

宋延林：具体事情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数学领域可能绝大部分靠数学家自己的兴趣、天赋和机遇，其他实验科学对实验条件的依赖性更大。技术研发层面，如果早期可以有企业力量介入，市场定位和目标则会更清晰。

 

我个人的观点，科学研究更多是科研院所起主导作用，技术研发阶段也是其更多主导，只是到了转化阶段就必须有企业和资本的介入，才能帮助原型技术顺利转变为可以实际应用的技术。

 

投中网：你在演讲中也提及，科技进步的前提是要有重大创新，标志是尽快成果转化，而科技成果成果转化，要跨过从技术到产品，以及从产品到商品的两个“死亡陷阱”，这两者是否可以展开讲讲？最大的制约因素到底是什么？

 

宋延林：两个“死亡陷阱”是必须要跨越的。大多数的技术研发最初只是在实验室展示，这样的样品变成产品，就需要有一定的合格率和良品率，并在此基础上保证将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不然无法量产；

 

而从用户角度出发，希望拿到的是100%合格的产品，并不会因为新技术而格外宽容，还是要真正可以稳定地批量生产，能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并具有性价比的优势，成为真正的商品，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

 

投中网：所以回到上面的问题，技术到产品主要是科研院所主导，从产品到商品则主要是企业和资本在推动。

 

宋延林：第一阶段，需要双方协同努力，技术人员也要改变自己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不要一味沉浸在对技术的迷恋之中，能稳定生产的商品，可能更需要看产品的性价比是否符合目标消费群体的需求，而不只是技术的先进性，这是需要将技术和企业结合的过程；

 

到了第二阶段，如何让更多消费者喜欢，且增强商品的粘性，则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力量，找准技术本身特性所在，并发掘其本身卖点，才能真正做成爆款商品。

 

投中网：这就对应你之前说过，科学家创业需要独特素质的要求，大部分的科学家是不适合创业的，作为专利转出去反而最好，自己创业会更加历经风雨也不见得可以成功，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宋延林：科学家和企业家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特质的人。科学家追求的是专业领域的独创性，严谨第一，要有科学的实验依据；企业家则需要效率第一，抓住时机和风口可能对企业更为关键。

 

两种不同特质的人，整个习惯和认知方式都有很大区别，而角色之间的转换非常艰难。所以我的主张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做朋友，但真正适合自己创业的科学家少之又少。

 

比如科学家想要转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过三关：思想关，技术关，团队关，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并不是原来科研人员所熟悉的场景，只有迈过这三关，才能确认是否适合创业，没有思想准备，大概率是要失败的。

 

此外，也和技术特性有关。如果是替代性技术，市场上已经有量产产品，你可以做到物美价廉，更适合转让给相关领域的企业，完全没有必要再创业；

 

如果市面上没有相对应的成熟产品，就需要教育和引导市场，这对科学家的要求就会更高，不仅要跟市场、行业多沟通多交流，还需要把技术做得更成熟，以免永远停留在样品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更多是引进国外技术，但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崛起，中国必须要有独特的技术创新，我也衷心地希望，通过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沟通和紧密合作，创造出新的需求和商机，做出重大进步的技术产品，真正做到立足中国，领先全球。

 

 

如何跨越科研到落地的鸿沟

 

 

投中网：按照上述所说，科学家通常做的是科研产品，或者只是样品，但企业却通常想要快速产品落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可调和？

 

宋延林：之前大部分企业更加欢迎性价比比较高的替代型产品，这种产品短期效益以及投入产出性价比都相对比较高，风险预判也比较确定，这也很正常。

 

然而，同样的技术在不同人的眼里的效果会不同，愿意投入的资源也不一样，需要双方都多替对方想一点，科学家多想想企业开拓市场的不易，企业家多想想科学家为何会对技术如此偏执，互相理解紧密团结，才能把分歧化解掉。

 

投中网：提到当下，AI浪潮席卷而来，中美科研以及落地的差异到底在哪儿?

 

宋延林：我们吃饱饭也就几十年时间，经济的飞速发展首先解决了我们的吃饭问题，只是大家的心态还更容易求稳求快，即做企业希望一夜暴富，做研究希望一举成名，找职业希望万无一失。

 

让企业把前期辛辛苦苦积累的血汗钱，去投入到一个看起来风险未知的创新之上，确实只有比较少的人才能下这个决心。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长远眼光的中国企业家们越来越多，很多人也提到了长期主义，但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还有待时日。

 

我们几年前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过一篇论文，美国《纽约时报》做了专门的介绍，而更让我惊讶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MBA班直接将它当做案例分析，刚刚一篇论文上线，就开始讨论将来可能的商机和对社会的影响，这确实也值得学习。

 

投中网：提及论文，在报道中，你也提及，虽然研究的是印刷，但发现里面有很多现象跟经典的认知有很大的出入，又提及一直在实践，有没有可能通过纳米印刷的方式，印刷出芯片？在您看来，突破创新这个层面，科研和创业又需要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宋延林：科研本身最重要的就是挑战不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大自然面前就是盲人摸象，但确实也需要一批人不断拓展我们认知的边界，让认知越来越接近真相和本源，这个过程中就要求科学家挑战与原来传统认知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讲究三性：重要性，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创新性，自己有没有独特的想法；可行性，当下团队的能力、知识、背景是否可以满足研究的基本条件。

 

我想，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会有很多的人往真正的从0到1的前沿科技上发展，这才是科研探索真正的意义和乐趣。

 

投中网：你觉得的产业落地早期，是更适合资本和企业家进入的时期么？

 

宋延林：这跟每个机构自身偏好相关，很多机构虽然自诩风险投资，但其实追求的还是无风险投资，即大部分人更想追求的是哪个企业成为了独角兽或者准备上市，看是否能够分一杯羹。

 

当然，随着社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多的机构开始跟科学家共建一些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头，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在关注前期的探索，且愿意为此承担风险。

 

毕竟，很多真正原创的概念，早期甚至科技界本身都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如果有独具慧眼的投资人，意识到技术虽然不能马上变成产品，但相对还是有价值，可以促进科研链到投资链的接力棒，会为产生重大技术进步铺垫好外部环境。

 

尤其是，如果从天使到后期投资，甚至早期孵化，都可以一环扣一环，很多投资人不断拉起手来，加上科学家的不断努力，才能真正跨过产业化的鸿沟。

 

国际上投资历史比较长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完整的投资链，这也是现在国内在发力的地方。中国有些学科的科学家已经排在世界比较靠前的位置，整体上也许是全世界最努力的一个群体，长期主义的投资链一旦形成，我们没有理由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

 

投中网：相对于产业机会到了，更多的投资人都希望投早投小，这是否符合整体印刷电子产业的投资逻辑？

 

宋延林：现在很多人观念上已经是投早投小，只有这样，重大的科技进步才有更多孕育的机会，不然很多都只可能是昙花一现，只有科学家能够拿到足够多的资源，才能持续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投中网：以印刷电子行业为例，早期是否可以判断出来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产业链中比较关键的一环？

 

宋延林：这确实比难，产业链还没完全成熟之时，任何投资决策都会有一定的风险，你愿意投入多少，以及是否愿意承担风险，才能享受其将来可能的机会，这确实考验投资人的眼光，毕竟确实有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存在。

 

与此同时，只有我们有一批成熟的企业家、投资家习惯于从未来不确定性中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我们国家在这个产业方向上才可以称得上真正有希望。

 

印刷电子概念非常大，涉及到应用的领域和材料的种类也非常多，已经有一些显示器件使用了印刷电子的关键材料和技术，只是没有单独讲出来，而是作为了产业的一环。

 

比如当下大热的新能源钙钛矿，其生产过程中很多都会用到印刷或者溶液加工的技术，且如果可以用全印刷的方式，就可以像印报纸一样非常方便、低成本地去印刷太阳能电池，这对将来整个能源结构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带来非常大的改变。

 

社会是否可以给相应的投资以一个合适的价值评估，让投资人愿意一直支撑下去，实现真正的科技进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如果所有人都等别人把风险探索排除完毕再进入，这种太过谨慎和短期主义的眼光，实际上很难出现大的技术变革。

 

 

印刷电子产业浪潮刚刚开始

 

 

投中网：作为代表未来电子行业的发展新方向，印刷电子从原来基于真空蒸镀、曝光蚀刻的电子器件制备技术，发展到未来以印刷为基础的柔性电子器件制备技术，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这个是否可以展开讲讲？

 

宋延林：我们团队在纳米绿色印刷的方向上坚持了20多年，主要的目标是以印刷技术为基础发展新的功能器件及其应用。

 

传统电子产业有两个平台型技术，一个是真空蒸镀，把不同的材料都蒸镀到基材上；另一个则是把沉积上去的材料变成图案，会用到我们都知道的光刻机、光刻胶。

 

而传统印刷术有个局限，即精度通常在几十微米，很多纳米级的图案根本做不到，我们的团队经过20年的坚持，差不多每五年就会把印刷的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级，现在已经把原来微米级的尺度推进到了纳米级尺度，就有机会通过印刷的方式制备先进的微纳器件。

 

2012年国际上成立了印刷电子的国际标准委员会，我们也有幸代表中国参与了这个委员会的讨论，并提出由中国来主持起草一个标准，这在我们历史上是比较少的。

 

但其实我们在这个方向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前列，经过沟通，第一项由中国主持起草的印刷电子的国际标准得以顺利通过，并且授予了我们IEC的1906奖，这也给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投中网：那你怎么看待现在整个印刷电子产业整体的科研成果转化现状？

 

宋延林：目前还处于偏早期的阶段，可能相对活跃的还是处于科研到产品化的阶段，当然我们国家已经布局了一些重要的方向。

 

我也希望有企业可以在这样的新兴方向有更大的决心和投入，因为这种颠覆性的技术既是挑战和风险，也是机遇，从长期主义的角度考虑，可以考虑将来整个产业和技术的发展方向，从而进行布局。

 

当下全球都在讲“双碳”的目标，这是更大的视野和格局，也更符合长远发展目标的人，其发展的机遇只会越来越多。如果只看眼前，或许是一个风口接一个风口，但人不可能总在风口之上，我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紧密结合，做一些更长远的布局，真正推动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

 

投中网：你又怎么看待这些科技投资人按图索骥的投资策略，在印刷电子产业中，是否也可以顺延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投资？

 

宋延林：这就是我说的整体布局，以及投资人之间相互接力，当然，这也是市场筛选的过程，具体领域如果投多了，收益可能就没有预期收益那么高了。也有可能原来大家不关注的一个材料，在新的技术体系里，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机会。

 

我个人看来，这更考验投资人的眼光，还有就是自身能够动用的资源。如果资源可以无限投入，那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考虑进去当然是最好的，而且通过全产业链的布局，就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但其实每个投资人还是要基于自身对产业的了解，关注一些自己擅长的方向。

 

投中网：那么，对于印刷电子行业来说，更多的是存量机会还是增量机会？

 

宋延林：增量的机会更明显，这是一个新的技术，且有可能带来变革性的产业生产方式，有着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此外，我们一些传统的产业方向，也可以通过技术的转型，拓展出来新的应用。

 

投中网：那你有没有明显感觉到什么时候投资人来的更多一些？相关的投资热度如何？

 

宋延林：现在各级政府领导都在积极抓经济，投资界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的行动速度和效率也非常快，所以在新的方向上，最近确实投资的话题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结合当下的一些新能源和显示领域的热点，这个方向的产业和投资热潮，也才刚刚开始。

 

来源：投中网